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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代统一南北，年代虽短，印章制度却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动，印章以实用为主，印面变大，朱文印增多，印文线条开始缠绕折叠等等。自此，随着文人的参与，官印与私印开始彻底地分化了，并产生了许多全新的印章类型。
1、官印。这一时期的官印以实用为目的，一般用铜质印材，并以印面的大小来区分官吏的等级。所不同的是大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，官印中有的会加入本民族的文字。一般而言，唐代官印的印文线条较为均匀，与边框线条的粗细的差别不大，显得疏朗、空灵，它作为一种古代实用印章的新的表现形式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朱文印式发展的先河。宋代及宋以后，官印的边栏日渐加宽，文字则以“九叠篆”为主，显得繁琐造作，少有天趣。而有一种低下职位的官印——“朱记”印，由于不拘成法，自然真率，在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独树一帜。
2、私印。隋唐私印传世极少。唐宋时期，由于皇帝雅好书画，富于收藏，出现了专门的书画鉴藏印。文人士大夫也开始使用并介入印章的制作，他们既不属于一般官印的“板”，又不甘于一般私印的“俗”，当然也不满足于先前印章的形式与使用方法，从而逐渐产生了许多全新的印章形式。除了姓名印外，还出现了收藏印、斋馆印、字号印、词句印等等。这些印，在形式上大致存在两种追求，即对唐阳文官印的模仿和对汉白文印的效法，前者与唐代篆书的复兴有关，后者则与金石学的兴起有关。
作为实用的私印，唐宋以后，特别是到了元代，隶书印、真书印愈来愈为人们所使用，并逐渐演化为最简朴的“元押”，它作为私印以极端简单的形式表现，具有独特的审美趣味。
隋唐官印
隋唐至宋元,乃至南北朝，是中国印章艺术的相对低潮时期。隋唐官印存世极少。隋朝短祚，唐代制度据宋人宋敏求《春明退朝录》记载，规定要上缴废印。一律送至礼部员外郎，先在厅前的大石上碎其字然后在销毁，故传世唐印更少。清以前甚少有这方面的资料，清人瞿中溶《集古官印考》收录了唐以来的官印一百多方，但只有考证，不见印文。1916年罗振玉著《隋唐以来官印集存》录有二百八十多方，有关隋唐以来的官印方有专书著录。
隋唐官印的一个特点是尺寸明显增大,一般在5至6厘米见方。另一个特点是改用朱文,这是因为南北朝后纸张代替了竹木简,废除了泥封之制,开始用印色直接钤盖在纸帛上。在纸帛上钤印,朱文的清晰醒目优于白文。又由于纸用面积都较大,以往的小印很难与之协调,印面自然也较汉魏时放大了许多。尺寸的扩大,细朱文篆体布白易失之疏散,所以隋唐以后的官印逐步脱离了汉篆风貌。为了追求章法上的匀整,对疏处以屈曲盘绕的笔画充实之,萌发了“九叠篆"的早期形态。
隋唐官印的印文仍以标准小篆为宗,篆法圆劲朴茂,结体行刀自然流畅,体势较为自由,显得拙朴生动。它即不像汉魏时代那样方正取势、印画布满,转折角度非常分明,也不像宋元以后官印那样过于追求“九叠文”形式,而是较少模式化,印的边栏也与印文基本相同,整体上谐调统一,气势浑然,有一定的艺术价值。
宫庭在书画作品上钤印,应该说始于唐而盛于宋。唐太宗曾自书“贞观”二字的联珠朱文印,命玉工刻成后,专门盖在内府珍藏的书画典籍上。之后,唐玄宗有“开元"长方印专门用作鉴藏名迹的记号。张彦远《书法要录》引窦皋《述书赋》载:“贞观、开元,文止于二”。
唐宋宫廷印
宋朝皇帝徽宗赵佶雅好书画,喜欢在御府收集的名书画之上和自画的作品上加盖鉴藏印。因此,宋徽宗时代御府装卷,常常钤有许多印章,琳琅满目。特剧是手卷形式,在绫天头、前后隔水、本幅和贉尾纸等位置上,内府各印的钤印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。最多见的有“大观”、“颐和”、“宣和”等联珠形式的小玺印和一枚圆形双龙印。宋高宗也有“绍兴”、“御书之宝”等鉴藏印。
隋唐官印
隋唐至宋元,乃至南北朝，是中国印章艺术的相对低潮时期。隋唐官印存世极少。隋朝短祚，唐代制度据宋人宋敏求《春明退朝录》记载，规定要上缴废印。一律送至礼部员外郎，先在厅前的大石上碎其字然后在销毁，故传世唐印更少。清以前甚少有这方面的资料，清人瞿中溶《集古官印考》收录了唐以来的官印一百多方，但只有考证，不见印文。1916年罗振玉著《隋唐以来官印集存》录有二百八十多方，有关隋唐以来的官印方有专书著录。
隋唐官印的一个特点是尺寸明显增大,一般在5至6厘米见方。另一个特点是改用朱文,这是因为南北朝后纸张代替了竹木简,废除了泥封之制,开始用印色直接钤盖在纸帛上。在纸帛上钤印,朱文的清晰醒目优于白文。又由于纸用面积都较大,以往的小印很难与之协调,印面自然也较汉魏时放大了许多。尺寸的扩大,细朱文篆体布白易失之疏散,所以隋唐以后的官印逐步脱离了汉篆风貌。为了追求章法上的匀整,对疏处以屈曲盘绕的笔画充实之,萌发了“九叠篆"的早期形态。
隋唐官印的印文仍以标准小篆为宗,篆法圆劲朴茂,结体行刀自然流畅,体势较为自由,显得拙朴生动。它即不像汉魏时代那样方正取势、印画布满,转折角度非常分明,也不像宋元以后官印那样过于追求“九叠文”形式,而是较少模式化,印的边栏也与印文基本相同,整体上谐调统一,气势浑然,有一定的艺术价值。
“朱记”官印
唐宋官印中还有末尾不用“印”,而用“记”或“朱记”的,后人谓之“朱记”。当然,这个“朱记”与泛指唐宋以后印章蘸红色印泥,钤于纸帛上,显得殷红醒目的那个“朱记”是两回事,可以说这两个“朱记”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。
唐宋朱记,具有特定的格式,它的主要特征为:不全用篆书入印,而出现以隶书或楷书入印；印文较少盘曲折叠,章法结构拙朴自然,不作刻意安排；四面多是长方形状的；最后一条,也是最显著的一条,印文最末均有“记”或“朱记"的字样。这类官印是中下级官印的专利品，其文字朴实、稚拙,自然真率,绝无一般官印排叠装饰、基本布满的特征,给人以满不在乎、不经意而为之的感觉,甚而影响北方的辽、金。但正是这种不事雕饰的风貌,倾倒了后世无数篆刻家。结构随意恣肆,笔画欹斜参差,体势屈伸，无所顾忌,字字体现出童稚之趣,给人以憨态可掬、忍俊不禁的诙谐感。但这种似跌跌撞撞的不成熟的个体,被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后,整体无不包含内在的和谐与均衡。它的美正在于有着活泼灵动的气息,在篆法上不沿袭一般官印的规整、排叠之陈习,不追求横平竖直,布白均匀的模式,在欹斜与挪让中配合默契。有时将笔画隶化或楷化,增加了线条的变化。它的无拘无束,也使不加修饰的章法布白构成那种极端无序,反而有更高层次的意境之美。它既不同于官印的整肃,也与文入印的典雅相去甚远,而与下层百姓的质朴之风一脉相承,是传统民间艺术在印章上的反映。
朱记的独特趣味和意境,为丰富印章艺术做出了贡献,其与众不同的形制,在洋洋大观的篆书印林中独树一帜,开了隶、楷书入印的先河,启发了后世篆刻家不拘成法,勇于创新的思路。
唐宋文人士大夫印
唐宋文化艺术兴旺发达，上层社会盛行雅好书画之风。这一时期,文人、书画艺术家辈出,书法、绘画等艺术珍品繁多。印章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，与之密切相关,自然要进入他们的行列。因此出现了鉴藏、室名、别号印等“收藏鉴赏”印并不突兀。
唐宋官印相对于秦汉官印而言,已成日薄西山之势。因为官印形制单一呆板,不完全属于艺术,它所体现出来的艺术欣赏性质,只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,而非主观上的追求。官印以外的名印、字号印、闲章,形式多样,尤其是字号印、闲章,则为宋代文人艺术家所独创,已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。这些文人士大夫用印,一般仍由印工制作,但不拘泥于官印的宽边朱文,而是朱白文并举,多种风格兼容,在文字的使用上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,容纳了大篆、小篆、摹印篆等多种字体，和官印以九叠篆为唯一标准相比,丰富多了。其中体现出这类人群的审美取向。虽然流传不多,但它对篆刻艺术的贡献应该说大得多。另一方面它们沿袭古人风尚,反映出对金石学与印章的关系以及对印章自身的艺术美的追求,无疑与战国、秦汉玺印一脉相承。从艺术这一角度看,它们才是宋代印章的主流。
辽宋官印
宋代官印的尺寸也较大,这是沿袭隋唐以来官印的特点。因文多九叠篆,也叫上方大篆,九叠的“九"字在中国古代常常是代表多的意思,并非九的确数。一般小篆书体,往往有疏有密,结体不易布满。所以就把篆字笔画来回弯曲盘绕,使得四面充实,布白对称饱满,产生均匀整齐,具有装饰性的美感。另外,这种繁复重叠的印文又使人难以辨认,有防奸辨伪的作用,加上巨大的形制,配以比印文宽出三至四倍的粗边栏,显示出官府衙门的庄重整肃、森严而不容轻视的气势。另外“九"为数之终极,也有“乾元用九"的含义,以此暗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“久远”,这种带有封建文化背景的印章形式,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心态。所以,从宋元到明清时期的官印,一直沿用九叠篆印文。
宋代的官印,字形清晰,易于辨认,从其叠篆格式看,虽较唐代进了一步,但却远未达到金元时期叠绕环曲,不留空隙的地步。这种官印本身就具有较强的艺术气质,加上当时铸印的匠师们以此为职业,在无数次的制作中,必然要发现盘曲环绕的文字的艺术美(其实任何一种形式都有其内在的艺术魅力,关键在于作者是不是善于去发掘和展示)再综合自己的艺思浸润进去,使美的东西得以升华，更有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印，如“军资库印”等篆字极少盘曲，线条圆润浑厚、自然流畅，甚为可爱。因此宋代官印所具有的篆法自然流畅,讲究线条丰润圆通的独特风貌,蕴藏着无数工匠不自觉的审美情趣和追求,蕴藏着他们在长期实践中迸发出的艺术火花。在中国篆刻艺术史上,它完全能据占据一席之地。
另外,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官印的款识,其字体凿刻得歪歪斜斜,自然朴拙,有的带有明显的落刀起刀、刀锋偏侧的特征;粗细顿拙变化多端,这些出自当时工匠之手的凿款,开了印章刻款的先河,这一形式的崛起和流行,打开了边款艺术的大门,成为印章艺术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这是宋代官印对篆刻艺术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辽官印形式同宋官印基本相似。
元文人印
元文人印以元朱文为主。所谓元朱文印实际上是萌发于宋代。其中《三十五举》,叙列汉印篆体与印式的纲要,是最早研究印章艺术的专著。不仅如此,吾氏还有“小篆精妙,当代独步,不止秦唐二李间”之美誉。
文人真正自己动手刻印，相传始于王冕。王冕(1287一1359）字元章,号煮石山农、饭牛翁、会稽外史、梅花屋主。浙江诸暨人。出身农家,幼贫好学,当过牧牛娃,也在僧寺做过工。曾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。会稽韩姓得知十分惊异,收为弟子,遂成通儒。王冕游京都时,客秘节卿泰不华家。泰不华拟荐以馆职,力辞不就,归隐故里九里山,以卖画为生。朱元璋攻下婺州后,招为谘议参军,未等建立大明,因病卒。
王元章以画墨梅名扬天下,作品花密枝繁,笔墨简捷淡雅,气息清新。亦工诗,精篆刻。著有《梅谱》、《竹斋诗集》。他用花乳石刻印的篆刻家,花乳石脆软细腻,容易受刀,表现刀法韵昧效果极佳。从而把篆刻创作从写篆到奏刀两个过程用一手来完成,这一印材的发明使治印艺术很快在文人当中普及开来,为以后流派篆刻艺术高潮的到来,奠定了基础。
王冕的同里刘绩在《霏雪录》中载:“初无人,以花药石刻印者,自山农始也。”又言:“山农用汉制刻图书,印甚古。汪古熊¤巾萄所蓄颇夥,然文皆陋俗,见山农印大叹服,且曰:‘天马一出,万马自喑,于是尽弃所有'”。
王冕传世的绘画作品中钤有画家自刻自用的印章,如“王冕私印"、“王元章氏”、“方外司马”、“会稽佳山水”等印,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印颇有汉代铸凿之味,这几方印不仅吸取汉人法度,表现了汉印的神采,而且也能刻出他自己的风恪。可塑性极好的花乳石,通过王冕精深的笔墨技法和挥运自如、痛快淋漓的刀功,的确如刘绩所言,令观者大为叹服，是隋唐以来的印章无法与之相比的。
金元官印
金代官印总体上是承袭辽宋旧制,尤其对宋官印的借鉴较多,这是由于宋金对峙各占半壁江山的结果。宋朝深厚的文化、思想、礼制、工艺方面的根基,顺理成章地要影响文化气质稍弱的金人,为金人所仰慕、仿效,印章自然也不例外,对可以折叠盘曲的篆文较严格的小篆更易于接受。故金代用九叠篆入印十分盛行,元人更将是沿用于蒙文人印,于是,九叠文到金元时期,成为一种定制。
金代官印的印材有金、玉、银、铜。皇帝玺印用金,称宝,如金世宗则诏作大金皇帝万世之宝,系龙钮;太子之宝,为龟钮;“洗王之印"为驼钮。一般官印用铜,为长方形板状钮。钮顶常刻“上字"。
早期金代官印,即大定和大定以前的官印,布白整齐大方,篆法流畅秀丽,纯熟自然,典雅庄重,给人以美感,当是出于名家之手。如“汝阴县印"、“勾当公事之印"等,这些印线条拙朴生趣,盘曲方中寓圆,绝去生硬呆板之病,印面字的笔画排叠匀满有序,却富于变化,显得疏密有致,灵动自如，打破了人们对金官印板滞的陈见,表现出较高的艺术审美情趣。
元代官印中，处了用汉文篆书外，还采用八思巴文入印。元官印大都为实用品遗物，非出自墓葬品。
宋元花押印
花押印又称署押印,它是起源于宋代,盛行于元代的一种私印,一种刻有花押样式的特殊格式的印章。所谓花押,就是“用名字稍花之",它是将个人姓名或字号经过草写,改变成类似于图案的符号。其最初的形态是南北朝时期的凤尾书,又名“花书"。这种印除具有一般印章的功能外,还有使局外人不易识别和难以摹仿的作用。
元代盛行花押印的原因,是因为做官的蒙古人、色目人很多不识文字,也不擅执笔签字画押,于是就在象牙或木头上刻上花押来代替执笔签字。明陶伸仪《南村辍耕录》中载曰:“为官者,多为不能执笔花押,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”。由于元代的盛行,故俗称“元押”。此外,元代还有用蒙文刻成古代符节形式的印,从中剖开,双方各执一半,以为“持信”,称为“合同印”,亦属于押字印一类。
花押印,皆为朱文,形状多种多样。从传世的元朝押印来看,大体上是长方形的,有的仅一汉字,有的仅刻花押,有的上刻姓氏,下部兼刻花押。这上部的文字无论用楷书、隶书甚至篆书,都有一种古拙凝重的风格,是后世创作今体字印章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。
花押印,在印学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,尤为文人雅士所钟爱。它是宋元时期开拓和丰富印章艺术形式的一大贡献。这种印不仅是对肖形印和异形印的发展,而且与肖形印、异形印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特别是印章中那种似文非文,似图非图的符号图案,大大启发了篆刻家们的思路,加大了印章艺术的内涵和外沿。对以后流派篆刻艺术百花齐放、万紫干红的繁荣面貌出了一把力。不失为印坛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。这种花押印到明清之际,渐渐少了。明清流传下来的仅见一方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用的玉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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